my Xu Zhimo

王錦厚：《五四新文學與外國文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只有新月社的詩人們，他們對文學，特別是對詩的觀念，才更多地與英詩人的觀念相吻合。

由於觀念的變化，詩的題材，詩的情趣，詩的形式，都跟著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有的出於直接模仿，有的則從中得到暗示，有的則在吸收、消化中加以創作……「五四」新文學的創造者主張藝術的藝術，莫過於新月派的聞一多、梁實秋等人……

毛迅：《徐志摩論稿》，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三四至三五。

從歷時的概念來講，徐志摩對英國文學的接收恰恰是沿著英國文學史的發展順序來完成的……。這就是說，徐志摩用了十來年的時光，按次走完了英國文學（自浪漫派到頹廢派）兩百年左右的歷史。浪漫派詩人給予徐志摩的刺激主要是樂觀的、外向的，它使徐志摩的目光朝向了自身以外的現實世界──山、水、花、鳥、人、對現實的批判、事物的運動、各種美等。維多利亞詩人們則把徐拉進了自身以內的心靈世界，使其開始注重個人情感的表現。而世紀末以後的英國作家，特別是王爾德與哈代，又在維多利亞詩人的基礎上，給他的詩風注入了頹喪絕望的悲涼成分。

毛迅：《徐志摩論稿》，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三四至三五。

徐志摩的悲劇絕不僅僅是齣性格悲劇，它的發生是有相當特殊的現實原因的，這就是：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理想在現代中國的決定性失敗；正是由於人道理想與中國現實的嚴重脫節才使徐志摩轉向了悲觀主義。這即是說，並非他天性傾向悲觀，而是西方世紀末的悲觀情緒適應了一個無路可尋者的現實需求。

事實上，這不是徐志摩一個人的悲劇，而是整整一代人、一段歷史的悲劇。所以茅盾在談及這個問題時客觀地指出：「志摩的懷疑，也是社會現象。近年來的學者誰不被懷疑的毒蛇咬著心呀？只不過志摩是坦白的天真的熱情的，所以肯放聲大叫罷了！」（〈徐志摩論〉）

我就見過好幾處的批評：……有人彷彿把資本家與志摩的詩聯在一起，怎麼說法我記不清了……

原載《晨報副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七日；收全補三

丁旭輝

徐氏在一九二一年開始奏入新詩壇，但這個第一年，徐氏的詩園中，卻開滿「移植之花」──直接將五言古詩（如〈Josehp and Mary〉）、七言古詩（如〈To Fanny Browne (sonnet）)）、詩經體的四言詩（如〈Inclusions〉）、歌行雜言體（如〈朝氣一何清〉）及帶有楚騷味的五言古詩（如〈Atalanta's Race〉）的語言移植入他的翻譯詩中。
頁190

……在隔年的譯詩中，這種情況以獲得改善（除了〈泉水出山〉一詩），不過剛開始時語言仍然有五、七言化的呆板傾向，如〈葛露水〉、〈無往不勝的愛神〉等。……直到一九二三年以後，他的譯詩語言才逐漸自然、成熟，隨著他的詩藝的進步而進步。
頁191-192

新詩的誕生，西方詩歌的影響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在誕生後，新詩壇的主要詩人，也絕大多是留學過歐美的人，所以在很長的時間內，西方詩一直是中國新詩營養的主要來源。
頁201

……徐氏……在其他方面表現了比同時諸人較嚴重的歐化弊端，這可分二點說：第一是夾雜外文的問題：這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本非例外，但徐志摩似乎是嚴重了點。……這些外文並非地名、人名或專有名詞，並不需要使用原文或者音譯，而徐氏卻鄭重其事地搬入他的詩內，成為不必要的敗筆。第二點可以稱之為西洋典故的使用。徐志摩往往將西方典籍中的某些故事寫入他的詩中，但卻不加註釋，對絕大多數不知道這故事的讀者而言，這種寫法便失去了意義，只徒然造成令人不解的西洋典故而已。
頁204

……例如夏春豪在〈徐志摩對西方現代詩藝術的吸納〉一文中，不但推翻了徐氏的詩思、詩藝「幾乎沒有越出過十九世紀英國浪漫派雷池」（卞之琳語）的說法，甚至進一步指證歷歷的指出徐詩受二十世紀英美現代派詩藝的影響，並將他受這種影響所形成的「美學趣味與藝術個性特徵」歸納為三點：「突破淺直的形象描摹，注重表現深層的思想意蘊」、「追求隱蓄孕含的審美效應，注重暗示和象徵的功能」以及「捨棄空泛無力的表達，追求語言的陌生感和力度」。
頁211

徐志摩的詩，眾所皆知的，受了英國浪漫主義詩歌極大的影響，尤其是華滋華斯，「幾乎志摩所有詩作的形式，我們都可以在華滋華斯的集子裡找到，然而其中對他啟示最大的首推歌謠，以及一種漫興自白」（見楊牧〈徐志摩詩選‧導讀〉，頁5）。
頁219

. E. 契爾卡斯基：〈論徐志摩〉，見邵華強編：《徐志摩研究資料》，頁五二五至五二六

一九二二年，當他從劍橋回國後，「五四」運動已趨於低潮，中國依然是半殖民地。這裡沒有劍橋，沒有英國那樣的貴族社會，有的只是飢餓屈辱的中國。這種環境是詩人目不忍賭，不能安居的。徐志摩理想主義的浪漫主義撞在中國現實生活的唯物主義上。